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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今年公布的打擊制假售假犯罪典型案例中，80%涉及制售假冒品牌產品?！皟筛摺边B續(xù)4年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中，涉注冊和著作權案例占比最高，今年雙雙達80%以上。另外，最高法新增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例，最高檢公布涉公益訴訟案例。

4月20日，以“知識產權與健康中國”為主題的2020年全國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拉開帷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發(fā)布2019年度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公安部于4月22日公布了公安機關打擊危害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制假售假犯罪10起典型案例。

記者統(tǒng)計發(fā)現，最高法發(fā)布的“2019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涉商標權和著作權案例合計占比最高，前者為80%，后者為48%；最高檢發(fā)布的“2019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中，涉商標權和著作權案例占比合計達到88.9%；公安部公布的打擊制假售假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中，80%涉及制售假冒品牌產品。

涉商標和著作權案例占比最大

近年來，涉商標權、著作權典型案例，在“兩高”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中占比均較高。以最高檢為例，這兩類案件在當年所發(fā)布典型案例總數中的占比連續(xù)4年維持在80%左右，連續(xù)3年超過85%（2016年為80%、2017年為90%、2018年為85.7%、2019年為88.9%）。

據最高檢統(tǒng)計，檢察機關1999年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不足200人，2019年達1.1萬余人。2019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涉商標、著作權犯罪分別位居第一、第二，其分別占檢察機關辦理涉知識產權案件比為90.3%、6.1%。

這或許是“兩高”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中這兩類案件占比較高的原因之一。記者統(tǒng)計最高法連續(xù)4年發(fā)布的年度“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發(fā)現，涉商標、著作權案例均在當年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中占比最大，2016年至2018年，占比均為50%；2019年最高，達到80%。

今年，最高法發(fā)布的涉商標、著作權案例為何在總數中占比如此之高？或從其發(fā)布的新收案報告中可找到原因。來自最高法的數據顯示，2019年地方各級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中，新收著作權、商標案件，同比分別上升49.98%、25.41%，分別位居增幅榜第一、第二。最高法新收案件中，商標案以965件列第二，著作權案以245件列第三。

具體是什么案例？記者梳理發(fā)現，最高法發(fā)布的“2019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中，有的涉及侵害商標權糾紛，有的涉及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有的涉及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有的涉及侵害著作權及作品改編權。

如“‘MLGB’商標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案”中，上海某公司申請注冊商標“MLGB”，姚某某向原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委提起申請該商標無效。商標委認為，其字母組合在網絡等社交平臺上廣泛使用，含義消極、格調不高，用作商標易產生不良影響，遂宣告無效。

涉案公司不服，認為涉案商標指稱“My life is getting better”，但并未提交證據證明該含義已為社會公眾熟知，遂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判決駁回上述公司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涉案公司提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一審判決。

最高法在強調其“典型意義”時認為，商標法禁止具有不良影響的標志作為商標使用。該案對凈化網絡環(huán)境、制止以擦邊球方式迎合“三俗”行為均具有良好示范效應。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如巧認為，它更重要的示范意義在于避免具有不良影響的商標進入市場環(huán)境。

檢察機關選取的涉侵害商標權、著作權典型案件，特點同樣明顯。最高檢第四檢察廳廳長鄭新儉說，2019年度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中有7個案例均涉及國外品牌保護。記者統(tǒng)計發(fā)現，最高檢發(fā)布的18個案例中，涉及商標侵權案例11件、侵犯著作權案例4件，占比最高。

但最高檢發(fā)布的典型案例均以“聚焦主責主業(yè)”為前提。比如“上海陳某等侵犯著作權案”中，陳某等8人更新維護盜版影視資源網站，并利用虛假身份注冊資金賬戶，收取費用、非法獲利，涉案作品2萬余部。其著作權人分布在歐美、日韓、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等，案涉作品包括《流浪地球》《廉政風云》《瘋狂外星人》等8部2019年春節(jié)檔電影。

該案辦理過程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立足“捕訴一體”，發(fā)揮審前主導作用，2019年9月27日，以陳某等8人涉嫌侵犯著作權提起公訴，8人均自愿認罪認罰。最高檢認為，它創(chuàng)造性地將抽樣取證手段運用到網絡環(huán)境中、申請鑒定人出庭助力，意義重大。該案辦理完畢后，上海檢方還通過檢察建議推動了上海市網絡環(huán)境治理工作。

損害賠償、公益訴訟類案入選

與往年不同，今年最高檢發(fā)布的年度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在去年發(fā)布14個典型案例基礎上，繼續(xù)擴大數量，增加4個。最高法連續(xù)4年均發(fā)布年度“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但今年的10大案件未出現侵害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例。

記者統(tǒng)計發(fā)現，2016年-2018年，連續(xù)3年，最高法發(fā)布的“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中，均涉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侵害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例，但今年未發(fā)布2019年度涉專利權、侵害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例，新增了1件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例。

這件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例是什么？即“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tǒng)有限公司與譚發(fā)文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在“典型意義”中，最高法表示，這類案例是知識產權訴訟領域的新類型案由，其對合理確定法律責任邊界，依法維護善意使用者的市場交易安全，降低創(chuàng)新者法律風險，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具有積極意義。

典型案例顯示，2008年12月，譚發(fā)文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音箱（Xzeit迷你企鵝型）”外觀設計專利，并獲授權。2011年3月，騰訊公司以譚及其公司銷售的QQ迷你音箱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為由提起訴訟。后雙方達成和解，譚同意停止侵權并支付賠償款。

法院判決時，譚發(fā)文承諾，將于1個月內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撤回其企鵝音箱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但并未履行承諾，且持續(xù)繳納該外觀設計年費至2015年12月。此后，騰訊公司與某公司合作生產、銷售企鵝外型音箱。譚以騰訊等侵害其外觀設計專利權為由提起訴訟。

騰訊公司隨即針對譚發(fā)文的外觀設計專利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原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經審查宣告其專利權無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遂裁定駁回譚的起訴。后騰訊公司以譚惡意提起侵害專利權訴訟給其造成損失為由，提起訴訟。法院一審認定譚的行為構成惡意訴訟，判令其賠償騰訊公司經濟損失等50萬元。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滕宏慶認為，公平有序、充滿活力的競爭機制是釋放各創(chuàng)新主體創(chuàng)新活力的重要保障。該案例表明，在充分、嚴格依法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堅持以誠信原則，防止少數市場主體，以濫用權利方式損害公平健康的市場競爭秩序。

最高檢的案例則引入了公益訴訟，如“江蘇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xié)會與常熟市虞山鎮(zhèn)鑫龍娛樂會所侵害作品放映權糾紛支持起訴系列案”中，2019年初，江蘇常熟市人民檢察院梳理公益訴訟線索時發(fā)現，當地部分娛樂場所未經授權點播音樂電視作品牟利，遂展開審查。

經審查，常熟市檢察院認為鑫龍會所屬惡意侵犯他人著作權，遂于2019年8月7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發(fā)出支持起訴書，支持江蘇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xié)會提起知識產權訴訟。2019年8月，常熟市法院判令鑫龍會所立即停止侵害《白月光》等282部涉案作品放映權的行為，從曲庫中刪除上述作品，并賠償當事人經濟損失98700元。

最高檢認為，該案件是檢察機關在著作權民事侵權領域充分運用支持起訴權的積極探索，特別是對境外知識產權平等司法保護。吳如巧說，知識產權受眾對象廣泛，具有公共性，檢察機關開展支持起訴，能有效制約訴求濫用，更大程度地維護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均衡。

滕宏慶表示，“兩高”及公安部發(fā)布的典型案例，既可以進一步統(tǒng)一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又可以指引我國司法實務部門辦理知識產權案件，提高審判質效。涉商標權、著作權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案例的發(fā)布以及公益訴訟案例的引入，也是對基層實務工作的反映。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作者：薛應軍